战斗英雄黄达宣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偶然招募了一名小兵，最终这名小兵成长为一位上将。黄达宣与徐惠滋两人的两次相遇，成为军界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。尤其是在第二次重逢时，身为副军长的黄达宣看到徐惠滋出任军长，惊讶地问：“这真的是当年那个小兵吗？”
1948年9月12日，中国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役——辽沈战役正式爆发，东北野战军作为主力军承担了攻坚任务。在攻打沈阳的战斗后期，主要任务转为接受起义、招降和俘虏敌军。沈阳守军人数超过十三万，许多部队已溃不成军。此时，我军第16师在老城区外围几乎未开火，便有大量国军投诚，其中包括周福成率领的国军第八兵团。
10月31日下午4点左右，作为我师前锋的第十六团率先从铁西区突入市区。第十六团的前卫连连长黄达宣与指导员苏福林经过商议，决定各自带领两个排，在夜色中沿着南两洞桥、中山路、马路弯方向搜查，并计划绕过故宫一带进入老城，随后团主力陆续展开行动。
展开剩余88%11月1日凌晨，黄达宣在大西门附近、故宫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，突然发现从路南的世合公银行小楼里，两个敌人鬼鬼祟祟地出来，见到我军马上缩回楼内。黄达宣脑中闪过疑虑：“可能是敌军的侦察兵。”他迅速向在路北搜查的苏福林等人喊道：“前面有敌人！”然后率人冲进院内。
这个院子不大，底层有几间屋子和一个车库。国军士兵发现我军进院，未开枪而是躲进了小楼。黄达宣与苏福林交换眼神后，迅速指挥士兵封锁楼下出口，并派人向营部报告情况。等待指令时，黄达宣开始喊话：“放下武器，速速投降！缴枪不杀，否则我们将炸楼！”楼内敌人没有回应，也未开火，现场陷入静默。
黄达宣心生疑窦，果断带着战士尾随敌军冲进楼内，一边喊话一边进入一个大房间，成功控制住约三十多名警卫排士兵。此时，他看到几个敌兵躲在楼梯转角，便大声命令他们：“快投降！你们长官在哪？”一名士兵悄悄指向楼上，黄达宣当即与苏福林安排战士封锁楼门窗走廊，自己带人迅速冲上楼。
楼上有三四间房，黄达宣分头封锁门口，忽然看到一名副官模样的人走出。他上前一把抓住对方，用枪抵着质问：“你们的长官在哪里？”对方显然早有准备，摆手示意不要激动，说道：“别这样，我们可以好好谈。长官们就在房间里，我们准备投降。”黄达宣见对方无抵抗意图，便带人进入房内，枪口齐指敌人，高声喝令：“不许动！”
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，窗户较小，光线暗淡。屋内六七人，有老有少，有军有民，桌上杂乱摆着酒瓶、罐头等杂物，场面凌乱。紧张对峙中，约十秒后，一位身穿军大衣、内着便衣的中年男子缓步而出，低声介绍自己：“我叫周福成。”随后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子出面自报姓名：“我叫苏炳文。”黄达宣虽然不明身份，但从他们的气度和环境判断，这两人非同小可。
苏炳文含糊其辞地说：“我们正与解放军三纵队联系起义。”黄达宣警觉，毫不松懈，严肃回应：“情况可向上报告，但你们必须诚实守信，先交出武器。”随后，楼内外敌军人员全部缴械，一切顺利。不到一天时间，一连就俘获了一千多名敌军。
由于我军兵力有限，领导决定从这些俘虏中挑选部分士兵补充力量。世合公银行后有一处操场，黄达宣让俘虏在操场列队，亲自挑选新兵。挑选标准严苛，体质好、身高体格均衡，最终正好选出80人。点名时发现一个大个子竟从队伍中走回俘虏堆里。黄达宣把他揪回来，哭笑不得地问：“你怎么又回去了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想回家。”
黄达宣严肃地说：“东北解放了，关内尚未完全解放，我们的任务还很长！”这位大个子半推半就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，他正是徐惠滋。徐惠滋出生于山东蓬莱，九岁时随家人迁至与朝鲜接壤的辽宁丹东市，1948年以16岁之龄在沈阳入伍。
徐惠滋在军中历任战士、文书、副政治指导员、指导员、团俱乐部主任及团政治处青年处助理员等职务。被黄达宣挑中后，他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，并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迅速崭露头角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徐惠滋参与了天津和湖南武岗的攻坚战。随后他被编入抗美援朝志愿军，远赴朝鲜参加了云山阻击战、宁边追击战、临津江突击战、鹤谷里穿插站和春川地区运动防御战，承担过战地防御、朝鲜西海岸铁山半岛反登陆以及顺安地区反空降任务。
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，徐惠滋回国，凭借多次优异的作战表现，得到上级重视。1955年，他开始担负军事指挥工作。1956年8月，他获选进入南京高级军事学院基本系第六期系统学习。凭借扎实理论支持，他晋升迅速，先后任团作战训练股长、军作训出军事科学研究科副科长、军作训处副处长、军侦处处长、师副参谋长、参谋长、副师长、师长等职务。
除军事指挥外，徐惠滋还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。1973年起，他主持军部五年军史与战例编写工作，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他撰写的《原子条件下反合围运动战有关问题的探讨》等论文，对合同作战理论贡献颇丰。
与徐惠滋共事的人评价他“军人刚毅果断，令行禁止”，平时行走站立皆严格遵守军规，严于律己。无论严寒，徐惠滋从不将手插入口袋，军装整洁笔挺，四季如一。他对自己要求极高，秉持“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先做到”、“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完”的原则。
对外，他展现平易近人的形象：下连队了解士兵情况，遇到打扑克的战士也加入其中；将自备香烟分给战士，纵使被抢光仍乐呵呵；在云南前线潮湿昏暗的猫儿洞与士兵们促膝谈心。业余生活同样离不开军事，老记者回忆：“徐惠滋最大的爱好就是博览古今中外军事书籍。”他的书柜中摆满了《孙子兵法》、《战争论》、《大将略》、《军事心理学》、《西德外交风云纪实》、《巴顿将军》、《拿破仑传》等军事经典，还有大量现代战争与集团军作战的专业著作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83年，徐惠滋获提拔，出任39军军长。这一消息令军界震惊，也令众人钦佩，包括老友黄达宣。黄达宣解放战争后历任侦察股长、副营长、营长、副团长、团长、师司令部副参谋长、参谋长、副师长、师长等职，1970年代担任39军副军长。徐惠滋成为新任军长，黄达宣作为副军长，理所当然成为最先获知消息的人。
当黄达宣看到徐惠滋熟悉的名字，心中震动：“这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徐惠滋吗？当年那个要回家的大高个，居然成长为如此出色的将领？”两人再次相见，彼此都笑了。四十年前的初见情景仿佛历历在目，眼前的身影与往昔重叠，虽已成熟、稳重、增添岁月痕迹，却依旧让人感到熟悉而亲切。
之后，军中有人常拿黄达宣开玩笑：“你当年随手拽出来的那个小兵，竟然成了大将军。”黄达宣每每听到，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头摆手，而徐惠滋则笑呵呵地跟着应和，一起调侃黄达宣。
然而，徐惠滋的晋升远不止于军长一职。在中国恢复军衔制度的几十年里，他多次站上军界瞩目的舞台。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，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结束后军队正规化建设初期，规定了4个等级共14级军衔，涵盖从元帅到尉官的完整体系。
但1965年5月22日，军衔制被取消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军队管理原则，仅维持了十年。随着国家发展与改革需求的增长，军衔作为军人荣誉的象征，其重要性重新被认可。上世纪80年代，邓小平提出恢复军衔制。1980年3月提出恢复军衔，经过8年准备，1988年正式赋衔。
1987年8月，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原则通过军官军衔条例草案，并加紧相关文件及新军服、肩章的准备。1988年4月13日，包含革命前辈与新一代军人智慧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（草案）》正式提交人大常委审议。7月1日，军衔条例草案获得通过，当日由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发布，标志着军衔制正式恢复。
自1988年9月起，中央军委在各大单位举行授衔仪式，千余名高级军官获得新军衔。1986年3月晋升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、军中“二号人物”的徐惠滋，成为此次评授中将军衔的军官之一，军衔位列上将、中将之后的第三高等级。
1994年，徐惠滋晋升上将，成为1988年与1993年之后第三批上将中的一员，跻身当时全国42名上将之列。此后，他还主持制定《全军1998至2000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》，退役后担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为加强侨务法治建设贡献良多。
最终，徐惠滋于2005年1月5日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，享年72岁。他的传奇人生证明，昔日的“俘虏”能通过机遇与努力成为将军，黄达宣无疑是识才用才的伯乐。如果当年没有黄达宣伸出橄榄枝，徐惠滋或许真的回家务农，我军也将失去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。
英雄不问出处，徐惠滋励志传奇的一生，正是这句古训最生动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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